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，食物的传播远比国家的征战更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。玉米、番薯、南瓜、花生......这些美洲大陆的“原住”作物漂洋过海，在明清之际叩开中国大门。
它们曾是救荒的“救命粮”，其中的玉米已经是中国产量第一的作物，但入华500年来，为何始终没能打败小麦和水稻，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主粮？也有学者将清朝人口爆发直接归功于美洲作物的引入，但清朝是否真的存在人口激增？这些作物的迁徙史，折射出怎样一个世界和中国？
本期历史学人，深耕食物史研究的“南瓜博士”李昕升将运用地方志的史料和统计学的算法，为我们还原食物与社会变革互动的真相。他还用“超稳定饮食结构”理论详细阐释：为何我们对新作物的接受，远比想象中更漫长。
「时间线」
01:55 菜粮兼用的南瓜，在中国历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？
08:39 美洲作物进中国，是西北陆路还是东南海路？
18:38 玉米和番薯是如何在中国推广种植的？
22:50 美洲作物与中国清朝人口增长的关系
29:23 清代人口爆炸是伪命题吗？为何看起来清代人口增长很多？
41:01 土豆在欧洲封神，在中国为何一直不温不火？
49:48 我们为何抗拒将玉米番薯作为主粮？
54:56 全球饮食结构的共性与差异
58:54 辣椒、番茄和花生又是如何进入中国的？
谈话中提到的公众人物/群体
让-亨利·卡西米尔·法布尔（1823–1915）：法国昆虫学家、文学家、博物学家、数学家。主要作品有《昆虫记》《自然科学编年史》等。
阿颜觉罗·图里琛（1667– 1740）：清康熙朝官员，在康熙和雍正年间多次出使俄罗斯。根据出使经历，他编纂了《异域录》一书，详细记载了俄罗斯的历史、地理、民族、风俗等情况，成为当时中国了解俄罗斯的重要资料。
渥巴锡（1743–1775）：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，清代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第七代首领阿玉奇汗曾孙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东归民族英雄”。1771年，为摆脱沙皇俄国的欺辱和压迫，渥巴锡毅然率领本部17万人东归，回到祖先的家园，受到清朝的欢迎。乾隆皇帝册封他为乌讷恩素诛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。
陈振龙（1543–1619）：福建人，被誉为“甘薯之父”。他将甘薯引入中国，改善了中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谱，成为中国旧时代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。
埃斯特·博塞拉普（1910–1999）：丹麦经济学家。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和农业发展方面。著作有《农业增长的条件：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》等。
罗威廉（William T.Rowe）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，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、城市社会史。代表作有《哈佛中国史06·最后的中华帝国：大清》《红雨：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》等。
曹树基：香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移民史与中国人口史、环境史与疾病史、社会经济史、中国近现代史。著有《中国人口史》《中国移民史》《石仓契约》《大饥荒：1959-1961年的中国人口》等。
詹姆斯·C.斯科特（James C. Scott）（1936–2024）：美国政治学家、东南亚研究专家。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学、农业社会比较、霸权与抵抗理论、农民政治、革命、东南亚、阶级关系理论和无政府主义。出版专著包括《弱者的武器》《国家的视角》《逃避统治的艺术》等。
汪曾祺（1920–1997）：中国当代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，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。代表作品有《受戒》《晚饭花集》《逝水》《晚翠文谈》《端午的鸭蛋》等。
方以智（1611–1671）：明代思想家、哲学家、科学家，“明末四公子”之一。著有《物理小识》《切韵声原》《医学会通》《删补本草》等书。